在高通近日向欧盟提交的一份文件显示，高通自1985年成立以来，在研发上的投入已累积有730亿美元。
来源：高通
无独有偶，华为在2019年底一次针对《华尔街日报》不实报道的公开信中，提到华为在过去十年已累积投入研发730亿美元，仅2018年的研发投入就有150亿美元。
来源：华为
这一政策，也被称为“高通税”，是由一系列设计相当严密条款组合而成，包括著名的“不许可，无芯片”的捆绑销售，反向授权，回扣等。
高通也成为唯一一家能够保持超行业FRAND许可费率，却依然能够占据行业翘首的企业。连高通此次向欧盟委员会提交的文件中都提到，自2015年以来，只有两次导致诉讼。在另外一份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证词中，也证实了，在2006-2016年间，高通只有两起SEP无关的专利诉讼。
与爱立信和诺基亚几乎时时刻刻都在打专利诉讼不同，更少诉讼的高通，似乎让人忘记了高通的许可费是最高的：按常理，最高的许可费，应该是揭竿而起的陈胜和吴广最多才对。
但是事实恰恰相反，反而是许可费比高通低不少的诺基亚和爱立信才是专利诉讼最积极的，这就与高通在“高通税”的设计巧妙之处有很大关系。
高通通过一手“无许可，不芯片”迫使很多企业不得不签署许可协议，另一只手通过许可协议附带的反向授权条款，将对高通专利的质疑可能性降到最低，所以诉讼几乎就不会出现。
就像高通与苹果签署协议时，就对苹果“约法三章”，不得违反：（1）对高通公司提起FRAND诉讼；（2）诱导第三方对高通公司提起FRAND诉讼；或（3）认为任何高通公司的调制解调器芯片的销售使得高通公司的专利权用尽。
连FTC都认为，正是因为缺少诉讼的法庭测试，继续巩固了高通在行业内许可费制定上的垄断地位。
包括苹果、三星、LG、黑莓、联想、华为、中兴在内的众多企业，都曾表示对“高通税”的不满，但是又不得不被迫签署许可协议。
这就是高通将“专利”玩到最高境界的经验所在，据说高通这一套密不透风“高通税”的“设计师”，就是前高通总裁Steve Altman。
可以看出，华为可以用壮士断腕的气势去短时间内追上或是超过研发投入的差距，但是在全球专利规则的制定上，在强大的对手面前，绝非容易，中国企业还需要有足够的耐心，不断地去突破，寻找一条适合中国企业发展的道路。
【参考文献】
[1] 《亚历山大·贝尔的专利战——电话发明与美国专利法变革》 克里斯托弗·比彻姆（著），肖尤丹，许永建（译），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22年
作者：吴征，来源：企业专利观察，点击查看原文